羅維揚：那一年，我23歲（完整版）

羅維揚

央視不時插播的公益廣告《我23歲》，是讓幾個年輕人從工作崗位上依次出鏡，高叫著“我，23歲！”，最后落腳到“年輕，不可看輕”的稚體字幕上。我看到這個廣告，就想：是針對社會上存在看不起年輕人的傾向，讓年輕人站出來為自己嗚不平而吶喊；還是顯示年輕人的朝氣蓬勃和自豪感，激勵更多年輕人努力拼搏，勇往直前呢？因而，回憶起我23歲那年由學校走向社會，從武漢來到竹山的種種境況，遂作此文。

――題記

一、撤離湯遜湖

1965年５月，我從武漢市洪山區(qū)南湖公社紅星大隊第八生產(chǎn)隊的駐隊四清工作隊隊員的崗位上“撤離”，告別湯遜湖。湯遜湖現(xiàn)在歸武漢市江夏區(qū)管轄。2012年５月，我曾找到當年我住的那個地方，現(xiàn)在叫新路村，見到過當年的房東印錦文。

1964年９月，來八隊參加“大四清”，與社員們“四同”。“同吃”，是吃派飯，早中晚三餐共交一斤半糧票，４角５分錢。“同住”，先住在一戶下中農(nóng)家里，后來發(fā)現(xiàn)他解放前在沔陽當過甲長，“不可靠”、“不能依靠”；就搬到貧協(xié)代表印錦文家里。睡的是自帶鋪蓋。“同勞動”，我干過鋤草、插秧、割谷、到武太閘去拉糞船等活兒；并幫助房東絞草把，挑水，擇菜，燒火，掃地。“同學習”，進村時同學“前《十條》”，年底工作隊到漢口黃浦兵站集訓后，再進村就同學“后《十條》”。

駐八隊的工作隊員有三人，一位是洪山區(qū)農(nóng)委的陶德義（？），他是三人小組的組長，四十上下年紀，我喊他陶同志；一位是洪山區(qū)東亭公社的團委書記周世焱，當時是“專業(yè)工作隊員”，我喊他小周。當我單個兒與社員們一起下地鋤草時，他們總問我是從哪里來的？我按照工作隊的規(guī)定，總回答“是毛主席派來的”。他們追問，總有個工作單位唦。我還是說“是毛主席派來的”。他們不依不饒，競相猜測。有的說是洪山區(qū)農(nóng)委？我搖頭。有的說是市蔬菜公司？我還是搖頭。有的說是區(qū)文化館？我依然搖頭。有的說是區(qū)電影隊，我也不點頭。直到臨別前，我才對房東印錦文說，我是武漢師范學院中文系的學生，快畢業(yè)了，要回學校補課，參加畢業(yè)考試。

臨行前，小周送我一張小二寸的照片留念。我的同班同學涂懷章駐洪山區(qū)東亭公社，擔任東亭大隊工作組的秘書。當時沒有想到，現(xiàn)在武昌東湖路翠柳街１號我所在單位湖北省文聯(lián)大院正在當年東亭大隊的地盤上。離開湯遜湖，沒有餞行，沒有歡送儀式，我也沒向社員們一一告別，就背著被窩卷，提著小搪磁盆里裝著雜物的網(wǎng)兜，沿著“港（河）”堤，步行到李家橋，再走到南湖公社機關(guān)門前集合，上了武師派來的卡車。與同來南湖公社參加“大四清”的武師同學們一起，搖搖晃晃回到位于武昌區(qū)三層樓、積玉橋一帶的武漢師范學院，即現(xiàn)在的湖北大學校址。

二、畢業(yè)前夕

回到武師，我還是住男生宿舍樓302寢室，同寢室的還是周啟富（硚口人）、徐修勤（漢口人，畢業(yè)后分到洪湖，第二年因送病人到武漢就醫(yī)，自己卻病逝了）、李永洲（麻城人）、褚福堂（均縣人）、楊鵬健（恩施人）、汪為盛（麻城人，畢業(yè)后留校，當政治輔導員，住學生宿舍，第二年就因白血病去世）、徐新敬（通山人）和我（隨縣人）。一間屋里四張雙層架子床，八張翻板小課桌，一個放碗筷的置物架，住著八位書生，同窗四年，難得！還是到凹字形的文史樓402教室上課；課余時間還是到數(shù)學樓底層的報刊閱覽室去看《人民日報》副刊和《人民文學》、《詩刊》、《收獲》、《作品》、《安徽文學》等雜志，偶爾路過教工俱樂部，也瞄一眼里面懸掛著的九吋黑白電視；還是到學校圖書館一次借四本書放在枕邊看；早中晚還是到學生大食堂窗口排隊憑餐票打飯；每天早晨學校廣播站的開始曲還是民樂合奏《喜洋洋》。離校九個月，一切照舊。

入學時說要開的二十幾門課，到四年級《外國文學》還沒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設(shè)講完。

《中學語文教學法》也沒講完，就要實習。教這門課的羅大同老師，是全國研究中學語文教學法的權(quán)威，他讓我們看他的一本16開本鉛印講義，只講了講有關(guān)語文教學的實習問題。系里說要到漢陽三中去實習，不知為什么又取消實習了。羅大同老師讓我備課，講初中語文課本中韓愈的《師說》。我用一節(jié)課時間串講了全文，精講了“師者，所以傳道授業(yè)解惑也”，“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gu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shù)業(yè)有專攻，如是而已。”。羅大同老師和幾個同學聽完后，評論了一番，就算了事。

系里沒要求寫畢業(yè)論文。教《中國古典文學》的李悔吾老師，要我們寫一篇文章，當作畢業(yè)考試，權(quán)當畢業(yè)論文。我自擬的題目是《論〈紅樓夢〉中林黛玉的典型形象塑造》，寫了三四千字，不像現(xiàn)在學位論文格式“關(guān)鍵詞，提要及英譯，正文，參考文獻，致謝”等等，就是一篇評論文章。我直接送到校門外第一排教工宿舍李悔吾老師家里去，算交卷，沒有舉行答辯，就通過了。

我的總成績單上，凡是考試的科目都是“優(yōu)秀”；凡是考核的科目都是“合格”。那時還沒有實行學位制，只發(fā)了畢業(yè)證。1990年代，我買了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典十大悲劇》和《中國古典十大喜劇》兩本書，翻開版權(quán)頁看署錄，是王季思和李悔吾兩位先生編的，倍感親切。王季思是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是我的文友、北京人藝的編劇郭啟宏的老師；我是李悔吾老師的親摯弟子，他教過我“明清小說”。

思想鑒定是系里抓的頭等大事。教《外國文學》的金嗣鋒老師，沒給我們上課，卻當我們班的政治輔導員，負責全班同學的思想鑒定。他先要同學們寫自我鑒定，然后在小組會上念，讓同學們評論，最后由黨、團支部書記總結(jié)寫評語。評語與我見面時，我不同意說我是資產(chǎn)階級思想，不同意說我有名利思想，不同意說我走白專道路。金老師就“單兵教練”，找我談話。一天晚飯后領(lǐng)著我沿單身教工宿舍與教工食堂之間的林蔭道上散步，走來走去，上綱上線地教訓我，要我承認是“資產(chǎn)階級思想”。聽口音他好像江浙人，不知是從哪所高校畢業(yè)，分配到武師不久，還沒上講臺，是個助教。我不承認是“資產(chǎn)階級思想”，辯解道：學習文學創(chuàng)作，向報刊投稿，班上不止我一人，不能因為我出身不好，就是資產(chǎn)階級思想。去年５月在《武漢晚報》上發(fā)表兩首兒童詩，投稿時用的是筆名“樂喂羊”，發(fā)表時編輯改成了“樂維羊”，我圖的什么名呢？只得過六元錢的稿費，不夠我花費心血的代價，我圖的什么利呀？我走的不是白專道路，而是紅專道路。從初中二年級起我就要求進步，到今年每個學期遞交兩份入團申請書，到現(xiàn)在沒有批準入團。不是我不“紅”，而是不讓我“紅”。他沒有說服我，我也不可能改變他的“偏見”。直到1968年，我才知道我的人事檔案中的《思想鑒定》，仍然是“名利思想”，“白專道路”。這才明白，“組織鑒定”是由不得自己的，是沒有辦法的事兒。

慶祝1965年“七一”，年級學習委員、（一）班的吳永祥同學提前編寫了一期“慶祝黨的生日”的墻報，貼在男生宿舍樓到學生食堂去的那面墻上，同學們吃飯路過時都圍觀。其中有一首新詩《紅楓》，是吳永祥自己寫的。貼出不久，系黨總支組織干事，又是（一九）六一級政治輔導員的顧某某，召開全年級的學生大會，口齒不清地說《紅楓》是攻擊黨的大毒草，組織了幾個同學上臺批判。不知這事兒進了吳永祥的《思想鑒定》、裝入他的人事檔案沒有。吳永祥的學習成績很好。我們（二）班的有人喜歡搞創(chuàng)作，他們（一）班的有人喜歡做學問。這時吳永祥還和同班同學張光森一起準備報考研究生。他問我為什么不報考，我說出身不好，考得再好也不會錄取。后來聽說，這一年武漢師院地理系的一位畢業(yè)生楊建業(yè)報考研究生，被錄取。聽說畢業(yè)后吳永祥被分配到宜昌地區(qū)遠安縣的某個農(nóng)村中學任教。1998年秋，我出差到宜昌，吳永祥時任宜昌市政府的副秘書長。他說跟著領(lǐng)導寫了幾十年“材料”，現(xiàn)在的主要任務(wù)是接待群眾上訪，有時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措施”來對付，吃力不討好，盼著早點退休。

武師1965年的仲夏夜，在生物樓旁邊的小操場上接連放了幾場內(nèi)部電影，有《逆風千里》、《舞臺姐妹》、《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等。不賣票，也不排隊，自帶凳子，隨便看。中文系各黨團支部號召大家寫批判文章，貼大字報。幾部影片我都看了，卻沒有寫批判文章。因為我看不出問題來，倒覺得演的不錯，拍得也不錯。特別《早春二月》，是根據(jù)魯迅弟子、“左聯(lián)”青年作家柔石的中篇小說《二月》改編的，主角孫道臨、謝芳演得很好。但我不敢叫好。想起離開湯遜湖前的事兒。工作隊隊長林文山（他是武漢肉類聯(lián)合加工廠的廠長，十三級干部，是我見過的第一位高干），有一次在工作隊開會的間隙，他拿一本《中國青年》雜志的封底上水粉畫《乘風破浪》叫我看，問我發(fā)現(xiàn)什么問題沒有？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看不出什么問題來。他便說我“缺乏政治頭腦”，說這是一幅反動畫！你看，風是從西往東吹，是“西風壓倒東風”，與我們的“東風壓倒西風”唱反腔！他又指著畫面說，所有的人都沒有穿褲子（是幾個人的下半身被蘆葦遮住了），就是赫魯曉夫攻擊我們的“中國人窮得沒有褲子穿”；你看，三面紅旗倒了兩面，就是否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還說，蘆葦里藏著一條反動標語“蔣介石萬歲”。我看不出來，想說，那不是“字”，是蘆葦?shù)闹θ~經(jīng)風一吹東倒西歪，亂成那個樣子的。但我不敢說。不能與黨的高干唱對臺戲。他又說，作者的名字問題更大，“李浩澤”！兩個三點水，他是要過海到臺灣那邊去“告”毛澤東。我不以為然，但不敢吭聲。

林廠長大概是看過“大參考”，知道毛主席1964年關(guān)于文藝工作的兩條批示，我們在校學生當時不可能知道。但回校讓我們看這些挨批判的電影，更感到文化工作危險（論）。

回武師不久，就聽說中文系副主任湯濟川投沙湖自殺了。我們到郊區(qū)參加農(nóng)村社教的同時，武漢市區(qū)在搞“城市社教”。市委派宣傳部長帶隊的工作組進駐武漢師院，同樣是搞“大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jīng)濟。要滿腹經(jīng)綸、溫文爾雅的文弱書生湯主任重新交代他的“歷史問題”。他嚇破了膽，怕過不了關(guān)，三更半夜，投湖自盡。撈起來后，仍然批判他的“修正主義綱領(lǐng)”。我們?nèi)雽W時，系主任朱祖延被高教部派到埃及搞漢語教學去了，湯主任在家主持教學工作，提出的師范學院中文系“三個一”的教學方針，即“一口話（普通話），一筆字（毛筆字和粉筆字），三百篇文章（熟讀、串講古文）”。我們當時是心悅誠服的，現(xiàn)在卻說是“修正主義綱領(lǐng)”。不知該怎么批。

聽到湯主任投湖自殺的消息，同學們交頭接耳，竊竊私語，被認為“只專不紅”的同學心驚膽戰(zhàn)，不寒而栗。

三、畢業(yè)分配

畢業(yè)分配前，系里重申大學生的“三大紀律”，一是又紅又專，二是不準戀愛、結(jié)婚，三是畢業(yè)服從分配。武師是市管高校，前幾屆的畢業(yè)生，七成留武漢，三成去專縣。到我們這一屆，倒過來，七成下?？h，三成留武漢。我心里確實想留校，教文藝理論課。因為我有一點小小資本，即1963年連續(xù)在《湖北日報》“東湖”副刊的內(nèi)部刊物《讀者﹒編者﹒作者》上發(fā)表了三篇文學評論，得到教《現(xiàn)代文學》的章子仲老師和教《寫作》課的范際燕老師的鼓勵。但我想留校,他們做不了主，我也沒有膽量請他們向系里推薦我。留校不可能；留武漢，也是非分之想。

當年高校的畢業(yè)生分配，高教部提出“四個面向”，即“到農(nóng)村去，到工礦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我響應這個號召，在畢業(yè)分配志愿表上，填寫了“新疆”和“西藏”。自知出身不好，根據(jù)黨的干部回避政策，我走得遠遠的，避開隨縣的地主家庭，總可以吧。我家里還有七個弟弟，父母老了，可以由他們照顧。誰知，等從系辦公室秘書、系團委書記龔國潤（后來才知道他是竹山人）手里接過那張粉紅紙油印的《畢業(yè)分配通知書》時，上面填寫了五個字：“羅維揚”，“襄陽”。我“遠走高飛”的夢想破滅了，只有服從分配，到襄陽。有人解釋說，念我家大口闊，經(jīng)濟困難，到襄陽可以分回隨縣，便于照顧家庭。我心想，十幾年都在教育我要與剝削家庭劃清界限，現(xiàn)在怎么可能讓我回家鄉(xiāng)去照顧應該背叛的家庭呢？

拿到通知書前，我就聽說，系里下半年要招收越南留學生，我們這屆畢業(yè)生要留八個人當助教，教越南學生學漢語。通知書一發(fā)，才知道有（一）班的劉剛軍（后任湖北大學黨委副書記，在湖北省廣播電視大學黨委書記任上退休）、李運龍；（二）班有汪為盛、涂懷章。另外四個人的名字我忘記了。與我同在湯遜湖搞“大四清”的武師歷史系畢業(yè)生羅明智（后改名為羅熾，在湖北大學政治系主任任上退休）也留在歷史系當助教了。我的同班同學又是同鄉(xiāng)的毛慶炎也分到襄陽，他很滿意，可以與1962年就在家中結(jié)婚了的高中女同學劉咸璟團圓了。

一發(fā)通知書，同學們就要各奔東西。留校的、分到武漢市的、下到專縣的，之間登時像裂開了一條溝，隔得開開的，離得遠遠的。各自收拾著行李，下?？h的等待著“滾蛋”。

我捆好被窩卷，紅底黃花的被面是我母親1961年８月在我收到武漢師院錄取通知書后在貫莊一大隊何臺分銷店扯布縫的，上面她繡了“羅維揚”三個字，怕我洗曬時跟別人弄混了，弄丟了；再生布的行李箱，是我父親花17元錢，在隨縣城關(guān)鎮(zhèn)百貨公司買的。這個箱子用了四年，這時裝進四年來中文系發(fā)給我的所有教材、講義和我自己買的《中國詩史》三冊、《昭明文選》、《隨園詩話》、《唐詩小札》和幾種新詩等二三十本書，還有我從二年級開始的新詩習作的結(jié)集。以我杜撰的“原始人出版社”“出版”（裝訂成冊）的手寫本詩集五冊《故鄉(xiāng)與春天》、《田野集》、《美妙的夢》、《老柏樹下》、《村口》?，F(xiàn)在電視上說“傳家寶”，這算是我那時給后人留下的傳家寶吧。雖不值錢，但它是我的處女作，值得收藏?？上н@五冊手寫本詩集，1969年底從我寄存在竹山一中徐應瑞那里的樟木箱子中被“革命動力”抄走后，1979年落實政策，我向時任竹山縣委組織部部長董大榮要求退還，他說不知那時的專案組弄到哪里去了，不了了之。至今下落不明，仍是我的一塊難祛的心病。

到學校總務(wù)處行政科去歸還用了四年的蚊帳，算是我與武師脫盡了干系。臨走的前夜，我赤身睡在光溜溜的木板床上，任汗水從上層滴到下層，蚊蟲叮咬也只有甩起巴掌狠狠地拍打自身。

聽完最后一曲《喜洋洋》，學校的大卡車，把全校分到襄陽專區(qū)的畢業(yè)生，拉過長江大橋，送到漢口新華路長途客運站。我沒有與武漢說“再見”，心想這輩子再也不可能來武漢了。

四、車過隨州

大客車快到隨縣時，長途顛簸，我頭昏腦脹，一忍再忍，還是作嘔了，吐得“酣暢淋漓”，“一瀉無余”，胃液、膽汁“應有盡有”。我扭頭俯身噴向窗外，看著污穢隨風向后飄落，也弄臟了車廂。這是熱昏了，顛暈了的生理反應，還是“近鄉(xiāng)情更怯，不敢問來人”的心理反應呢？

到了隨縣汽車站，停車休息片刻。離校前領(lǐng)了點生活費，似乎還是去吃了點什么。我向汽車站售票窗口里面的工作人員借用里面的電話機，想給我高中的女同學打個電話。他不但不借，還吼叫“你以為你是誰”之類的難聽話。我聽出他的武漢口音，就還了句“差火”。他居然從窗口里伸出手來要抓我，同學們一齊阻擊他，他才罷休。我只好到離汽車站不遠處的隨縣郵電局去花錢打電話，輕輕地告訴女友，我分到襄陽，問她分回隨縣好不好。實指望她會說分回隨縣好，但她說，隨你自己。我聽出她并不在乎要與我在一起。我沮喪極了，只得怏怏地上車，到襄陽去。

一路上悶悶不樂，連同車的同鄉(xiāng)同學毛慶炎也未察覺。

五、住襄陽五中

襄陽只是“中轉(zhuǎn)站”，在這里等待“再分配”。我們被安排在襄陽五中住了一個星期。該校已放暑假了，我們住在教室里，四張課桌拼成一張床，任每個人躺成“大”字。有武師分來的，還有華師分來的。武師中文系分來的有六個人，（二）班的有毛慶炎，我，褚福堂，（一）班的有周萬富，孟大學，李？云。

六個人一起游覽襄陽樊城，留下印象的是一條街上有一口古井，傳說劉邦在這口井里打過水，井口的石欄上留下被打水系桶的麻繩磨出來的一道道深“溝”，這是千百年來歷史做的功課。

逛書店，我看到一本新書《情滿青山》，是中國青年出版社才出版的著名作家碧野的散文集。我一看目錄，有鄂西北的一些地名，丹江哪，房縣呀，神農(nóng)架，就買下了。畢業(yè)前夕，同班同學常懷堂通過在丹江口水利工地深入生活的碧野，分配到丹江口。他獨個兒早就去報到了。那時我對碧野并不了解，想通過這本書，看看他是怎樣描寫我完全陌生的那片土地。睡在襄陽五中教室的課桌上，好幾天，我一篇篇讀完了這本文筆優(yōu)美、充滿詩情畫意的很陽光的散文集，激發(fā)起我對這片神奇土地的向往。

有一天，襄陽地委組織部通知我去談話。一進辦公室的門，受到一位胖胖的女干部的接待。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學校之外的黨政干部，我不知道要講什么樣的禮節(jié)，更不知怎么跟她搭腔，很拘謹?shù)卣局?，不敢開口，等待著她的訊問，讓我回答。她讓我坐下，說我的學習成績很好，只是家庭出身不好，但不要背包袱，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關(guān)鍵是要聽黨的話，用所學的知識為人民服務(wù)。我只有點頭，不會應答。她倒了一杯水，我受寵若驚地接過來。我從來沒有得到這種禮遇，對我這樣客氣。她還說，想跟我商量一件事。我誠惶誠恐。在學校黨、團支部書記找我談話，總是教訓我，批判我，她卻說跟我“商量”。我感到親切、溫暖、受尊重，簡直有點“愧不敢當”。她說，襄陽專區(qū)有十四個縣，東八縣，是老襄陽專區(qū)的；西六縣，是老鄖陽專區(qū)的?，F(xiàn)在，西六縣要劃出去，成立一個新專區(qū)，也就是恢復解放初期的老鄖陽專區(qū)。你們武師中文系這次分來六個人，有四個人留在襄陽專區(qū)，兩個人要到新成立的鄖陽專區(qū)去。均縣的褚福堂，當然到鄖陽，還要去一個。你們同學四年，互相了解，你看，誰去好呢？我一想，除褚福堂外，另外五個人都是東八縣的，但他們四人都結(jié)婚了，要分回家鄉(xiāng)去照顧老婆孩子，只有我一個人還是單身漢，就毫不猶豫地說：“我去！”

胖女人馬上拉著我的手說：“好同學，好同志，覺悟高！”

她本來拉起做思想工作的架勢，準備好好與我“較量”一番，啃下我這塊硬骨頭，解決她一道難題。誰知，我沖口說出了她想說還來不及張口的話。不戰(zhàn)而勝，正中下懷。她熱情洋溢地稱贊我：“你真是毛澤東時代的好青年！”

我倒有些羞澀了，低著頭，不敢說是，也不敢說不是。

她問我，是團員嗎？

我說，不是。

她說，你這樣好的思想，可以爭取入團。

我不做聲。沒敢說爭取了上十年都入不上。

她又說：我把你分到竹山去，是照顧你。我曉得你們隨縣人喜歡吃大米飯，竹山有好多平畈，水田多，盛產(chǎn)大米，大米飯有你吃的；竹山每面坡上種的都是包谷，人吃不完可以喂豬，街上到處掛的都是火腿，你上街小心點，別碰了腦殼。

雖說我上小學就學過《地理》，上初中又學過《自然地理》、《經(jīng)濟地理》、《中國地理》，不知填過多少次暗射地圖，還能隨手用粉筆在黑板上畫出中國地圖來。但是，當胖女干部說把我分到竹山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地球上、中國、湖北省有個叫竹山的地方，也不知竹山離襄陽有多遠，是個什么樣兒？我以為，竹山跟我的家鄉(xiāng)隨縣的地形地貌是一樣的，出產(chǎn)也是一樣的，沒有好壞之分，窮富之別，我也沒有因為出生在隨縣的優(yōu)越感。滿以為去竹山，跟回隨縣是一樣的，何況胖女人把竹山說得那么好，更何況，碧野的《情滿情山》把鄂西北描寫得那么美。

離開襄陽的前一天，我們六個人走到一家照像館門前，我提議拍一張合影。盡管并沒有去隆中玩，我還是請照像師傅在底片上寫上“初出茅廬”四個字留念。取照片時，才看到他寫的“初出茅蘆1965,8,8”,將“廬”寫成了“蘆”，但年、月、日是準確無誤的。

六、翻過秦嶺到得勝

直到又上一輛大客車，我才知道有一條老白公路，可以通到竹山。也才知道，“老”是老河口，“白”是陜西白河。老河口上初中《中國地理》時，忘記講到哪一節(jié)時，劉濱老師繪聲繪色地說，老河口的桑葉長得幾妥實喲，一匹匹都有碗口大。毛慶炎在回家的路上，對我學過他的腔調(diào)。后來我猜想，劉濱老師抗戰(zhàn)時可能到老河口讀過書，不然怎么會對那里的桑葉贊不絕口哩。陜西，我當然知道，但不知道陜西有個白河縣，更不知道到竹山要走老白公路，豈不跑到陜西去了嗎？

一過老河口，就望見崇山峻嶺。山連著山，越來越高，上山下山，曲曲彎彎，算是鉆進山里去了，沒有盡頭，不得出去了。我才明白，鄂西北跟隨縣不一樣。隨縣只有一些小山包，地理書上說是丘陵地帶，老師說是“隨縣走廊”，而鄂西北是山區(qū)，大山區(qū)。我是分配到山溝溝里了，沿途簡直沒看到平地，沒看到水田。到了十堰，有人下車。那車站只是孤伶伶的三間土房子，哪有集鎮(zhèn)呀！在黃龍灘，停車休息時，我跳進河水里洗澡，向前游，發(fā)現(xiàn)水黑黢黢的，深不見底，連忙起來，生怕深潭里藏著蛟龍，把我吞了。

好不容易到了白河縣，下車一看，只有半邊街，哪像個縣城的樣子呀，連我們隨縣的集鎮(zhèn)都不如?？沙乱煌?，那深谷里的河水說是漢江，洶涌澎湃的波濤發(fā)出怒吼，跟漢口與漢陽之間的秀麗漢水完全不是一回事兒。從白河翻界嶺，我才明白什么叫高山。汽車像老牛一樣哼叫著向上爬，不是七彎八拐，而是幾十彎幾十拐?？偹闩郎狭松巾?，司機停下車，讓我們下車看一塊石碑。碑文記不得了，大概是紀念修筑老白公路的總工程師吧!站在界嶺頂上往兩邊看，都是山的波濤，荊棘的海，望不到邊，也看不到底，只覺渾身發(fā)冷。既沒想到當年修路的艱難，也想不到為什么抗戰(zhàn)時要修這么一條公路。若是沒有這么一條公路，就不能到竹山去嗎？更不會像如今的年輕人，大驚小怪，發(fā)出尖叫。大家都默不作聲。只覺得人只能任憑命運擺布，由不得自己。

下山更比上山難。司機小心翼翼，我們擔心受怕，一旦翻車，將全軍覆沒。大家都不做聲，只聽車輪在路面磨擦的聲音，一陣過去，又一陣來了。我雙手緊抓著前面的座位后背，一刻都不敢放松?；桀^脹腦，提心吊膽。一直下到界嶺底下，停車，司機說是得勝鋪，到竹山的下車，到竹溪的繼續(xù)往前走。

我和武師數(shù)學系的鄖縣人吳光明下了車，才知道這是竹山縣的一個區(qū)的機關(guān)所在地。找到區(qū)政府，恰好遇到竹山縣人事局的局長還是副局長石謙。他聽說我們是從武漢分來的大學生，外地人，又跟我們講竹山的大米、臘肉，綠石頭，還有施洋。施洋我們知道，因為知道“二七”大罷工，看過電影《風暴》，就是不知道竹山是施洋的故鄉(xiāng)。

我們住進河邊上的旅舍，是得勝區(qū)供銷社開的，經(jīng)理是位才轉(zhuǎn)業(yè)的復員軍人。他對我們很友好，安排住的吃的，還有個圖書柜。天下起雨來，街上沒有什么逛頭，我就借了一本陸柱國的《踏平東海萬頃浪》，四天把這部長篇小說看完了。每天都出去看大水，看被淹的公路橋露出水面沒有，能不能通車。第五天，一輛代客車把我和吳光明送到了竹山縣城關(guān)鎮(zhèn)?？偹愕搅耍筋^了!到底了！一輩子就在這里了！

汽車站是三間小平房，座落在東門外，離堵河不遠。把行李拿下車，東張西望，不見街道，不見行人，人生地不熟，兩眼一抹黑。吳光明不著急，站在那里，若無其事。我用汽車站的手搖電話，先要總機接縣委組織部，那邊說叫找人事局；電話打到人事局，那邊說叫找文教局；打電話到文教局，那邊叫我們自己去。我說，我們連東南西北都搞不清楚，還有行李，怎么自己來？請你們來接呀！過了一會兒，那邊說，你們等著，一會兒有人來接。

沒有等多久，只見一個穿白汗衫戴草帽的高個子，拉著一輛板車來了。問我們：你們是從武漢分來的大學生嗎？一聽他是北方口音，我連忙說是。他說，辛苦了，來支援山區(qū)，歡迎，歡迎！我不知他的身份，也不會說客氣話，就問：怎么走？他把我們的行李放到板車上，拉起板車就走，讓我們在后面跟著走。上坡時，我們就幫著他推板車。我以為他是文教局炊事員或打雜的，大熱天來接我們，也挺不容易的。一直走到走馬崗腳下的一個門洞前，看見門樓上匾額有“湖北省竹山師范學校”字樣，他說到了，領(lǐng)我們上到旁邊樓梯的拐彎處，將行李放進一間小屋里，才叫我們到底樓辦公室去報到。原來這棟樓是文教局，拉板車接我們的是管文化的副局長李靜山同志。當時沒想到，這位局長是從華北南下的老革命，更沒想到這位老革命保持著八路軍的艱苦奮斗的好作風，親自冒著酷暑拉著板車一聲不響地來接我們兩個青年學生。萬萬沒想到，1971年秋天，我和他及王少夫，三個人一起在新蓋的文教局背后勞動改造，挖防空洞。那時避開“革命動力”的監(jiān)督，我們在防空洞里開玩笑，一個“老叛徒”，一個“漏網(wǎng)右派”，一個“新生反革命”，以“互相批斗”的形式找樂子：嘲笑那些搞極左的“革命動力”，嘲笑更極左的竹山“狠揭猛批北決揚，深挖細找五一六”的“一打三反”運動。雖說，林彪“披著馬克思他老人家的外衣”，挑著“三只雞”，摔死在“溫都爾罕”的文件還不向我們傳達。

七、堵河，陡河

　　在文教局大門的過道里，管教育的副局長吳文卿碰見了我們，沒有寒暄，沒有握手，就劈頭蓋腦地教訓了我們一頓：“不要下河洗澡！聽見沒？昨天深河才淹死一個老師。國家培養(yǎng)一個大學生，得十幾個富裕中農(nóng)才養(yǎng)得起！讀了十幾年書，啥事都沒做，就淹死了，對得起黨和人民嗎？莫下河洗澡，聽見沒？”聽見倒是聽見了，可我心里說：“別小看人了！我報名游過長江，背著七九步槍橫渡過漢水。這堵河，是長江支流的支流，怕什么？”我沒理吳局長的茬兒，拉起吳光明便下了河。

一看，堵河并不寬。河對岸那片草地，那么綠，那么豐厚，比武漢市公園里的草坪美多了，太具誘惑力了。我連忙脫了衣服，只穿著褲衩，就拖吳光明下水。吳光明說他不會游泳，死扯活拉也不肯陪我游泳，答應幫我看衣服。

我只身撲進了堵河。才漲過大水，河水綠豆色，清亮亮的，涼悠悠的，渾身好不快活，哪里都是舒服。我游著蛙泳，舒展，自如，得意，不時還回頭喊叫著吳光明，向他炫耀。游著游著，我感到流速不小，河水在把我往下沖，便改游自由式，兩臂輪流奮力劃水，滿懷信心地朝河那邊的綠洲游去。我越游越快，河水把我越?jīng)_越下，瞻前顧后，已到中流，水急浪高，不時將人淹沒。我感到呼吸急促了，兩臂吃力了，手腳動作也不協(xié)調(diào)了。此時，聽見吳光明在呼喚我的名字，要我轉(zhuǎn)來，不要過河去！我回頭看見他抱著我的衣服，沿河岸往下游跑，一邊跑一邊喊魂似的，聲音里充滿驚恐和凄涼。在河邊洗衣服的大姑娘、小媳婦兒、老嫂子，也一個個把棒槌停在空中，依次站起身來，向我行注目禮，紛紛喊叫起來。吳光明更是喊得聲嘶力竭。

我不甘心，不愿在眾人面前丟丑，要爭口氣游過河去。然而，那激流毫不客氣地將我往下游沖，向水下拽，危機四伏，驚心動魄。面子比起命還是次要一點，何況如此蠻干下去，真的葬身魚腹，豈不把面子和性命都丟凈了。這時，我想起吳文卿副局長的話來，頓覺語重心長，關(guān)懷備至。我回心轉(zhuǎn)意，扭頭往轉(zhuǎn)游，等我爬上岸來，已接近后來聽說是周洪玉同志任城關(guān)鎮(zhèn)委書記時修的那道又高又大的石岸了，離我下水的地方有一里多路。當我穿好衣服，從洗衣服女同胞背后經(jīng)過時，幾乎都回頭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祝福，有慶幸，有告誡，似乎并無嘲笑。我心有所動，似乎從中領(lǐng)會了一點人生哲理。十年之后，我所在的文化館館長何靜軒有句口頭禪，叫做“死要面子活受罪”。我把它引申為有錯就改，是不丟人的。而一意孤行，不聽勸告，就會沿著錯誤的路滑下去，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終會釀成滅頂之災。

堵河，我到竹山的第一天，你就給我上了一課，你叫我嘗到了你的厲害。你就叫我認得了你，知道了你為什么叫堵河，是落差大，水太陡，原本就是一條陡河。

當我領(lǐng)到1965年8月的下半月工資20.75元和9月份工資41.50元，同時收到了父親拍來的電報，說母親精神病復發(fā)，要去長沙湘雅醫(yī)院治療，速寄一百元回去。作為長子，作為七個弟弟的長兄，感到了肩上擔子的沉重，感到了家庭處境的艱難，禁不住號啕大哭起來。吳文卿副局長悄悄送來了40元的困難補助費，我給父親寄回80元。我不會說感激的話，但我感到了黨的溫暖。吳副局長真是個好心腸的領(lǐng)導，盡管他一見面就熊了我。不那么好聽的話往往是好話。

跟吳光明一起逛街，感到竹山城確實小。我說吸根煙就可轉(zhuǎn)一圈兒，他說屙把尿就可轉(zhuǎn)一圈兒。都還年輕，不知天高地厚！逛到大街上，看到縣百貨公司開在四合院里，還搭著遮太陽的白布篷；逛到大街南頭，前面不遠就是南門洞，發(fā)現(xiàn)平房里的竹山縣新華書店。我進去買了一本碧野的又一本散文集《月亮湖》，有一次又買了《怎樣創(chuàng)作革命故事》和葉圣陶的《批改兩篇通訊》。有了工資后，我無論走到哪里，都逛新華書店，都會去買書。這個習慣，是從竹山養(yǎng)成的。

還有一個習慣是無論走到哪里，都會主動結(jié)交文友。到竹山縣文化館（后來成了縣工會），認識了管圖書雜志的陳道凡（？），從《長江文藝》第十一期上發(fā)現(xiàn)一篇故事《三藏‘百寶箱’》的作者朱全生，是竹山縣城關(guān)小學的語文教師。我就去找他，認為他能在《長江文藝》上發(fā)表作品，很了不起。他是襄陽人，從襄陽師范（中師）畢業(yè)后分配來的。1967年8月，我在城關(guān)小學的火神廟樓上編《新竹山》報，劉永昌老師刻鋼板。他對我說，朱全生有一套十卷本的《魯迅文集》，想賣六十元錢，問我要不要。我真想買，然而每月工資仍是41.5元，每月還要給隨縣老家寄20元錢，實在不敢買，還要吃飯哩。朱全生這時想賣《魯迅文集》，說明他看穿了“文革”，文學夢已破滅了。我想買，說明我雖然在“干革命”，心里還藏著文學夢。

1965年9月，我從竹山文教局投稿，在《湖北日報》“東湖”副刊上發(fā)表的新詩《山區(qū)醫(yī)生》，其實是寫我的父親的。父親是“地主分子”，但解放后一直行醫(yī)。1959年被貫莊公社黨委張書記安排到貫莊一大隊辦衛(wèi)生室，比“文革”中期響應六·二六號召而涌現(xiàn)出來的“赤腳醫(yī)生”要早好多年。

在文教局過中秋，食堂師傅做了一個菜，將苦瓜掏空裝進瘦肉餡，下鍋炸。我們沒吃過，不知道這叫什么菜，李治和說就叫“苦肉計”吧。這時，我已認識了1964年分配到竹山的李治和、張群林兩人。李治和是中央民族學院中南分院歷史系的畢業(yè)生，襄陽人。張群林是武漢醫(yī)學院醫(yī)療系的畢業(yè)生，漢川人。他們已參加完襄陽縣伙牌、太平店的大四清，回到竹山，住在文教局后面原竹山師范的教室里，仍然像我一樣，屬于畢業(yè)實習生，還沒有工作單位。李治和給我的第一印象是穿一件鴨蛋綠色的襯衣，這在當時是很出格的，竹山人看不慣。張群林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在縣委大禮堂的舞臺上，與專業(yè)工作隊員陳新枝（？）（后來當過縣印刷廠廠長）做《父女雙雙逛新城》的表演唱。他戴著頂寬檐帽，嘴上貼著八字胡，在臺上轉(zhuǎn)上轉(zhuǎn)去，拉著陳新技，唱著“女兒耶，快快走，看看拉薩新面貌，快快走來快快行呀，哦呀呀呀！”。八字胡一翹一翹，神氣十足。我稱贊不已，李治和不以為然地對我說，當年他是報考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鬼使神差錄取到中央民院歷史系的。沒想到兩年后，我們?nèi)硕季砣胫裆轿幕蟾锩男郎u，吃盡了苦頭，受夠了罪。改革開放后，三人都調(diào)離竹山，在各自崗位上都有作為，取得了一些成就。

八、芝麻墚

大概10月份了吧，我從文教局下到了芝麻墚子上，住在社員汪朝勤家里。

芝麻墚，是城郊區(qū)白廟公社小漩大隊（原學蘇大隊）第七生產(chǎn)隊。我背著行李卷來，是縣委“初步四清”試點的工作隊員。住七隊的還有縣食品公司的一位姓楊的干部。他在芝麻墚搞過土改，情況熟。我算是楊同志的助手。

像在湯遜湖一樣，工作隊員要與農(nóng)民“三同”。

在芝麻墚“同吃”是個嚴峻考驗。我是隨縣人，從生下來就喜歡吃大米飯、鍋巴粥。而芝麻墚，一年到頭都是吃紅薯。開始我也說紅薯好吃，又甜又面，吃了幾頓，肚子發(fā)脹，成天氣鼓鼓的不舒服。就去找工作隊的陳醫(yī)生看。陳醫(yī)生也是隨縣人，前幾年從襄陽衛(wèi)校分過來的。他說這不是病，吃慣了，就沒事了。給我?guī)最w酵母片了事。不吃紅薯就只能餓肚子，吃紅薯又肚子脹，兩難困境。一日三餐，我都面有難色。房東大嫂說：“羅同志啊，莫看不起紅薯啰，可養(yǎng)人喲，保證你吃幾個月就長得又白又胖。”我跟她商量，能否蒸著吃、烤著吃，不要頓頓煮著吃。她說一邊吃紅薯，一邊喝湯，世世代代都是這么吃過來的。似乎沒有通融的余地，我也就只能跟著這么吃。有時，她在紅薯湯里面放一點苞谷糝，那就算改善生活了。大約隔幾天，她要做一次漿包饃。把新收的苞谷磨成漿，放在缸里發(fā)酵，一直到有酸味了，再用桐樹葉子包一坨，貼在鍋上煎烤。吃的時候，剝掉桐樹葉子。這算是加餐。我又與大嫂商量，能否不讓它酸，吃新鮮的，不好嗎？她說不行，酸漿包饃是最好的，吃了干活有勁兒。仍不可通融。

“同住”。我和楊同志，擠在他兒子床上睡。三個人睡一張不寬的床，翻身有點困難。墊的是竹席，天冷了有點冰。他兒子小學畢業(yè)回家勞動，給生產(chǎn)隊放牛。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走了。“同勞動”，我就跟他兒子去放牛。一邊放牛，一邊向他討教養(yǎng)牛的經(jīng)驗。工作組要我寫材料，寫材料可以一個人留在家里炮制。我就抽空干了點私活，寫了一個對口詞《老劉和?！贰Ｍ低低都牡健逗比請?/span>· 農(nóng)村版》的副刊“向陽花”。

九、有用與無用

“初步四清”之中有一項任務(wù)是“清工分”，這本是“小四清”要干的事。我和老楊把全隊社員的工分冊及記工員的工分賬，都拿來算了一遍。干部多記的，扒下來；社員少記的，補上去。社員們自然高興。有一次在墚子頂上跟社員一起挖紅薯，按各人挖的紅薯的多少記工分。記工分又要稱秤，又要折算工分，還要朝一個個工分冊上記，忙不過來。老楊就叫我?guī)兔ΑＪ展ぶ?，我就把當天的工分一戶戶通知到人。走到哪里都受到夸獎，社員們說大學生記的工分一定沒錯，我們信得過。此后，社員們一致要求羅同志不參加勞動，只給大家記工分就行了。

這是我大學畢業(yè)后的第一個用處，被社員們用上了。

我常給房東家挑水。房東家在山頂上，而水井卻在半山腰。坡很陡，一擔水上了肩，就必須挑到山上去。這很使我為難。我挑不動，得中途放下來歇一歇。有幾次一放下桶來，水就潑了。又得轉(zhuǎn)過頭去重新挑，這樣就更費力。但我想這就是鍛煉改造吧，于是咬緊牙關(guān)挑。當?shù)厝硕紩么蜩?，把擔子放到打杵上休息，可我不會，只能下憨力。漸漸地，我可以不歇氣地挑一擔水從半山腰挑到山頂了。

三個多月，我學到了：“一犋牛”，是掛坡地計算面積的單位；“一捆棉花”，是掛坡地計算棉花產(chǎn)量和重量的單位。我明白了，山里農(nóng)民脖子上長癭包，是解放前缺鹽吃而造成的；山區(qū)和平原，農(nóng)作物、農(nóng)民的勞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不同的。

工作組開總結(jié)會時，老楊同志就“三同”問題把我狠狠地表揚了一家伙?？h委領(lǐng)導也就認為這個羅維揚表現(xiàn)不錯。

殊不知我在芝麻墚上倍感寂寞。除了干活、睡覺，心里空蕩蕩的。書沒有看的，報紙也沒看的，連廣播也聽不到。我給已從東北部隊轉(zhuǎn)業(yè)到大西南工作的幺舅舅任又新寫信，請他買個兩波段的收音機寄給我，有空聽一聽。他卻回信說，等那里的貧下中農(nóng)都有收音機了，你才能買?，F(xiàn)在的任務(wù)是好好參加勞動，改造思想，放下知識分子的臭架子，向貧下中農(nóng)學習，不能圖享受。我寂寞中回憶起出生以來的種種事情，甚至想寫回憶錄。有時獨個兒站在芝麻墚子頂上癡癡地俯瞰堵河，看堵河岸邊的水車帶動軋花機軋棉花，看上游放下來的木排和竹撘子，看木船前面的大刀（那時我不知道那叫棹），覺得有些詩意。又心問自己這是不是小資產(chǎn)階級情調(diào)呢？下雨天，房東大娘在家織土布，兩腳踏著兩塊木板，一上一下；兩手將一只梭丟來丟去；不時將檔板推來推去，發(fā)出咿咿呀呀的聲音。我出神地看著，想跟房東大嫂學織家機布，房東大嫂說，學這做么事，別耽誤她的工夫。我就想，讀了十七年長學，我到底有什么用呢？似乎什么用處都沒有。

十、竹山哪來個羅維揚？

縣委工作組大約每周要在堵河邊上的沙灘上、柳林里開碰頭會，我得以認識了縣委副書記山西人王仁成、監(jiān)委書記陳緒國、縣委機關(guān)的干事李和平、李恭益、席剛啟、汪志明等和《湖北日報》的記者吳詠林。

“初步四清”試點后期，我被抽到跑面的巡視組，跟下臺副縣長雷國昌、保豐區(qū)下臺區(qū)委書記鄭紀中和白廟公社主任王經(jīng)朗一起，跑遍了白廟公社的所有大隊，到哪個大隊都搞調(diào)查，摸情況。開會由他們談話，我做記錄，整材料。自此，我明白了“基本情況”的概念，就是一個隊多少人，多少勞力，男勞力女勞力各多少，半男力多少，歷年工分值是多少；土地面積多大，其中耕地多少，水田多少畝，旱地多少畝，種什么農(nóng)作物，畝產(chǎn)多少；有多少山林，多少水面，種植什么經(jīng)濟作物，有什么副業(yè)，各種匠人多少；貧下中農(nóng)多少戶，中農(nóng)多少戶，地主富農(nóng)多少戶，“分子”多少，“子女”多少，階級敵人有什么破壞活動，是否訂了守法公約，由誰監(jiān)督；隊長、會計、保管的姓名，黨團員人數(shù)，等等。我從來沒關(guān)心過這些事，但當農(nóng)村干部，搞農(nóng)村工作，就必需掌握這些基本情況，做到心中有數(shù)。走在路上，雷、鄭、王三人教我識“草木蟲魚”之名。他們也開玩笑，自嘲，鄭紀中說我們是“一個瞎跑，一個瞎摸，一個瞎說，一個瞎寫”，是“四大俠（瞎）”。

臘月間，工作隊在縣委大禮堂集訓。改善生活，八個人蹲在地上，圍著四個小木盆的魚肉葷腥，大快朵頤；睡在大門邊兩層樓底層的統(tǒng)鋪上，偎在被窩里打撲克。城郊區(qū)的郵遞員很負責，將小漩工作隊的報紙及時地轉(zhuǎn)送到這兒來。有人翻著才來的報紙，看著看著，猛然說：“竹山，羅維揚，竹山哪來的個羅維揚？在報上搞球一大篇！”我坐在旁邊，不做聲。后來我看報紙，才發(fā)現(xiàn)在芝麻墚上寫的對口詞《老劉和牛》被《湖北日報·農(nóng)村版》的“向陽花”副刊采用了。后來聽說湖北省群眾藝術(shù)館當年編印的《春節(jié)演唱材料》也選用了。

不久，縣委宣傳部的秘書陳少奇（后改為陳奇，在十堰市地震局局長任上退休）找到我，說省委宣傳部長許道琦同志來竹山視察，看過縣農(nóng)村文藝宣傳隊演出的《老劉和?！罚J為寫得很好。他說作者雖然出身不好，只要跟著黨走，也可以培養(yǎng)成無產(chǎn)階級的“紅筆桿子”。又說中南局正在抓革命現(xiàn)代小戲匯演，第一書記陶鑄同志很重視，這是占領(lǐng)農(nóng)村思想文化陣地的大事。陳秘書要我寫個小戲。

我看過竹山縣豫劇團演出的湖南花鼓戲《補鍋》和楚戲《雙教子》，那是樣板，值得借鑒，但我沒有舞臺經(jīng)驗，寫不出戲來。這個任務(wù)一直放在心里，總想完成，總完不成。

參加“初步四清”試點歸來，我和吳光明仍住在文教局二層樓西側(cè)樓梯拐彎處的小屋里。那時竹山一中的老師陳本林（后來調(diào)到漢南農(nóng)場中學，九十年代去世）和竹山二中的老師周達民（解放前夕在香港與圖楚南、熊復共事，解放初期在武漢做《大剛報》、《長江日報》編輯，九十年代在《襄樊日報》高級編輯任上離休）正借調(diào)在文教局里，寫反映解放前夕被國民黨軍隊抓住活埋在走馬岡的許縣長的英雄事跡的劇本《許明清》。文教局管文化的副局長徐純孝（后在竹山縣文化局長任上退休，楹聯(lián)學家，1991年去世）在辦公室里抱著個茶缸子吹口琴，那樣子那聲音別有風味。我心想，若能將我分到文化部門（那怕在成立不久的農(nóng)村文藝宣傳隊）搞創(chuàng)作就好了，免得教書。

臘月二十幾，縣銀行的閻立啟跑到文教局來找我，說他才從柳林區(qū)回到縣城，看過縣農(nóng)村文藝宣傳隊在堵河源頭演的對口詞《老劉和?！?，說社員很歡迎。他認為我寫得很好。閻立啟是均縣（現(xiàn)為丹江口市）人，1963年從襄陽財校分配到竹山銀行工作，是竹山第一位主動找我的文學愛好者。與他交談中，得知“三年困難時期”竹山所發(fā)生的“田家事件”，餓死了四萬多人。田家區(qū)委書記劉濟榮在襄陽參加四清時被張體會省長點名批判，說“我說把你殺了它，任重同志說，刀下留人，做個反面教員！”劉當時就嚇得癱倒在地，屁滾尿流，云云。真是聞所未聞！也若有所悟：有陽光，就有陰影。

1966年春節(jié)，是我從出生到23歲第一次在外過年，沒跟父母弟弟們在一起。我已長大成人，每月拿41.5元的工資，能自食其力了。政策規(guī)定，1965年的大中專畢業(yè)生必須有一年的實習期。搞四清就是“實習”，不是師范學院畢業(yè)生的教學實習，而是所有大學畢業(yè)生的階級斗爭實習。我們的名分是“大學畢業(yè)實習生”。

1966年正月初八，到鄖縣參加“系統(tǒng)四清”即“大四清”的竹山工作團幾百人從東門外的將軍潭上船，第二天到達鄖縣城關(guān)一小，開始培訓。其間辦了鄖縣一位副縣長的“四不清”展覽，記得展品有一個樟木箱子是從幾萬斤木柴中劈出的各種顏色的小木塊鑲嵌花紋而成的，講解員還說，一天晚上有人一拉辦公室的日光燈，只見他與情人赤條條地在辦公桌上做愛云云。培訓后，我被分在十堰區(qū)社教分團黨委辦公室工作，在辦公室主任杜國玉手下學著寫材料。王仁成、陳緒國、李和平、李恭益等在小漩大隊搞初步四清的人大多都在，炊事員是李傳新，司務(wù)長是鄧克忠（？），統(tǒng)計員是陳佩榮，我和郵電局的投遞員小石在一間小屋里，同住了將近一年。

（空一行）

1965年，我二十三歲。雖然年輕，未被竹山人看輕，甚至還受到某種程度的重視。但我內(nèi)心里卻很自卑，把自己看得很輕微，很渺小，很弱勢。我只是一根毫毛，附在黨和人民這張皮上。懂得“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那時沒有非分之想，只想從十堰搞完四清，回竹山教書，業(yè)余時間寫點東西，沒想過要成什么大氣候，沒想過房子、車子、票子、娘子、兒子“五子登科”，更沒想過衣錦還鄉(xiāng)、光宗耀祖。

　 2016年８月５日至８月８日在九宮山頤年山莊開筆

9月5日至10日在竹山上庸鎮(zhèn)寓所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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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xiāng)賢文化小叢書出版發(fā)行

《農(nóng)村新報》6月30日訊（記者肖敏）近日，由湖北省文聯(lián)的退休干部羅維揚主編的鄉(xiāng)賢文化小叢書正式出版發(fā)行。

羅維揚是原《今古傳奇》雙月刊主編，曾出版文學、人文著作32種。2014年，武漢出版社出版《羅維揚文集》。

“我就是想為農(nóng)村讀者編好書，為無名作者謀出路，為推動全民閱讀耗盡最后一份力。”雖然已經(jīng)74歲高齡，但羅維揚一點也不服老。

羅維揚介紹，他打算花5年時間，組編、出版、印刷8輯鄉(xiāng)賢文化小叢書，共40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