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微笑

俗人

　　都說大愛無形，我則不然。我以為只要是愛都是有形的。
　　父親離開我們已近10年，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對父親的印象卻越來越清晰。父親在我成長過程中的關(guān)愛，點點滴滴似乎永遠都在眼前，永遠縈繞在腦際。
　　打我記事起，我對父親的印象總是他見到我們時的微笑的形象。無論農(nóng)話多忙、身體多累，也無論是饑腸轆轆時，還是心情黯然時，只要是見到我們，他永遠都是一張親切微笑的臉。因此，只要在家，只要看到父親下工回家的身影出現(xiàn)在門前的小路上，我們兄妹都會飛跑著去“接”他，所以，父親總是背上背一個，懷里抱一個，肩上扛著鋤頭回家。有好多次，我們都聽到母親的抱怨，他們已經(jīng)不小了，你還這么慣著，再累再餓都要背一個、抱一個，何必呢？父親卻總是笑著說，他們還小呢，再大點你想抱他們，他們還不一定愿意呢！
　　我們兄妹8人，家里只有父親一個主勞力，那時的農(nóng)村都是生產(chǎn)隊，口糧需得工分換。我們家屬于典型的家大口闊，即使苞谷糊糊加青菜，也是吃了上頓沒下頓，所以，母親總是變著法子節(jié)省糧食。春天來了，組織我們?nèi)ネ谝安?，夏天到了，總是洋芋、南瓜占大頭，糧食作為點綴當口糧，秋、冬兩季，多數(shù)總是一天吃兩頓，以致到如今，有人問我童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總是毫不遲疑地應(yīng)答：“餓”。是的，有這種感覺的，可能不止我一個人。正因為家大口闊，能掙工分的人太少，我們家口糧總是全隊最低的，但父親出工出力卻是全隊最多的，無論天晴下雨，也無論嚴寒酷暑，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從未缺過工，什么重活累活他都干。無論是犁田耕地，還是割麥插秧，都能看到他辛勤勞作的身影。
　　后來，我上了高中，再后來我去外地讀中專，爾后我參加工作，與父親一直是聚少離多，但每次見面，他那永恒的微笑卻總是始終如一。我上中專是1979年，那時還未改革開放，從農(nóng)村戶口轉(zhuǎn)為商品糧戶口，需先預(yù)交一年的基本口糧。當時我不理解這是為什么，后來知道我的商品糧計劃是從下年度開始的，所以當年必須先由我們家把糧食交上。按要求，上交糧食應(yīng)是70%的細糧、30%的粗糧，而且細糧中，稻谷應(yīng)占70%。我們家鄉(xiāng)，山高坡陡溝深，水田少之又少，吃米基本上就是過年。但為了我能上學(xué)，為了我能轉(zhuǎn)戶口，父親把家里僅存的200斤稻谷全部挑到了糧站，另外還有幾十斤小麥和苞谷，整整忙活了一天。雖然很累，但他卻始終微笑著。我上學(xué)時，父親挑著行李送我。所謂行李也就一床被子、一口木箱、一個提包，本不重。我說我自己拿就是了，媽送我就行了，您就不去吧。父親說，這是你第一次出遠門，我得送送。說著，父親挑起行李就走。我只能亦步亦趨地跟著父母，來到公路邊等車。那時，我們縣每天到市里只有兩班車，分別是每天6點半和8點從縣城發(fā)車，到我們乘車的地方大約需要1個半小時，雖然我們早上7點就到了公路邊，但第一班車并未停下載我，望著遠去的班車，我很失望。父親說，別急，還有下一班呢，這會兒我們說說話。父親說，你已經(jīng)大了，要離開我們?nèi)プx書了，上學(xué)不是在家里，同學(xué)來自各處，要與他們搞好團結(jié)，在學(xué)校里要聽老師的話，老師就跟你的父母一樣，都是為你好，要好好讀書，要讀懂、讀通，把醫(yī)學(xué)知識學(xué)好，將來好為人民服務(wù)。實際上，這些話在我收到錄取通知書時他就說過，在等待上學(xué)的日子里，母親又不知說了多少遍。雖然他是微笑著對我說的，但我還是覺得有些心煩。就沒好氣地說，行了，不知說了多少遍了。我說話的聲音很輕。但我知道，父親聽了也一定不高興。然而父親沒說什么別的，只說，知道就好，知道就好。正在這時，班車來了，而且停了下來。父親幫我把行李拿上車，母親幫我買了票。車門關(guān)上了，汽車啟動了。走了一會，我一扭頭，看見父母依然站在路邊，依然在向車子張望。我從車窗探出頭向他們揮手，二老忙不迭地連連向我揮手。我是家里的長子，有我的時候，父親已經(jīng)40歲了，我頭上還有三個姐姐，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他們的掌上明珠，厚愛有加，細心呵護，生怕餓著、冷著、熱著了我。但客觀地說，我是生不逢時，正好在我們國家三年大自然災(zāi)害之后，大人都沒飯吃，哪來的奶水喂我，只能用大米加蘿卜煮點米湯油油喂我度命。那時的父親還在參加社教工作隊，在襄陽農(nóng)村搞社教，每月除了自己必需要的維持生活的基本開支，硬是省下12元錢，通過關(guān)系購得2袋葡萄糖粉帶回家來喂養(yǎng)我。母親后來常常提起這事，說如果沒有那兩袋葡萄糖粉，也許當時就沒有了我。小時候我對這話感到煩，并且根本就不相信。直到我學(xué)了醫(yī)，特別是我有了孩子以后，我相信這話，而且深信不疑。一個幼小的生命，只要有了糖水，是可以基本維持的，雖然可能發(fā)育的慢些，身材矮小一些。因此，我感謝父親不僅給予了我生命，而且拯救了我的生命。
　　父親是個農(nóng)民，但對新事物的感知和領(lǐng)悟卻十分活躍。解放初他就參加了革命工作，任民兵營長，上世紀50年代一直擔(dān)任此職。每月30斤糧票，24元工資，60年代初還參加了襄陽專區(qū)組織的社教工作隊，并且受到張體學(xué)省長的接見。這是他一生見到過的最大的官，也是對他的工作肯定的一種回報，因為張省長接見的是當時的優(yōu)秀社教工作隊員，他能有此際遇，算得上很不容易。也正因為他的優(yōu)秀，才有了能買兩袋葡萄糖粉的能力?，F(xiàn)在想來，實際上是他為我爭取到了不被餓死而生存下來的機會，這種父愛何其高尚，何其偉大！
　　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我們家人口漸漸多了起來，除了我們兄妹，善良的母親還收留了一個半大的孤兒，一家10口人，頓頓要吃飯，父親那點工資糧票，簡直微乎其微、杯水車薪，而且生產(chǎn)隊的其他人更是經(jīng)常諷刺挖苦參加勞動的母親：“我們在給人家養(yǎng)兒子?！泵康椒旨Z的時候，會計、倉庫保管的臉色尤其難看，言語更為尖刻。無奈之下，父親只有放棄干部身份，回到家中，參加勞動，掙取工分口糧。父親說，我的孩子，我自己養(yǎng)活！半年后，父親擔(dān)任了生產(chǎn)隊長，他起早貪黑、辛勤勞作，組織社員發(fā)展生產(chǎn)。一年后，我們生產(chǎn)隊的平均口糧，從21斤漲到35斤。這在當時全公社都是最高的，但我們家每月分到的糧食，仍只有人均21斤，是全隊最低的。兩年后，父親擔(dān)任了大隊書記，責(zé)任大了、擔(dān)子重了，他的工作熱情依舊，仍然是起早貪黑，終日在田間勞作，不同的僅僅是他勞作的地塊從我們生產(chǎn)隊變成了整個大隊的所有地塊。在他的示范帶領(lǐng)下，全大隊人均口糧都達到了30斤。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所以70年代他作為全專區(qū)勞動積極分子，參加了鄖陽地區(qū)的表彰大會，我們大隊被地委授予先進單位榮譽稱號。父親還組織窯匠燒磚燒瓦，組織專班挑土筑墻，幫助全大隊40多戶窩棚戶、巖屋戶搬進了土墻瓦房。
　　長期的艱苦生活，尤其是繁重的體力勞動，父親的身體每況愈下，不到60歲，腰也彎了、背也駝了、手也耙了，再也使不動牛、耕不了地、抬不起“四?！绷恕Ｎ艺f，沒事，您養(yǎng)我們小，我們養(yǎng)您老，天經(jīng)地義、義不容辭。但他總是說，沒事，我跟你媽生活可過，你們別操心。所以，我們想盡點孝心、給點零錢，他總不要，說他沒有地方用錢。1986年底，我回家去看望二老。聽說我回來了，父親忙從屋里出來接我，他打開門，正好我進門，或許是高興，抑或是激動，父親一頭栽在我懷里，我一把扶住父親，關(guān)切地問，咋啦？父親說，沒事，我好好的。吃飯時我又提起父親的身體狀況，并問是不是病了。母親才說，有一年多了，你爸他吃不下飯，老是心口疼。我說，那為什么不給我說。母親說，他不讓說。飯后我仔細檢查了一下，并了解到他的病史，實際上不是一年多，而是多年，只是近一年多加重了。春節(jié)過后，元霄節(jié)前，我請假把父親送進了縣醫(yī)院，經(jīng)過檢查，他的血色素只有3.4克，屬于非常嚴重的貧血。胃X光拍片顯示，胃大彎處有拇指大小龕影，屬于嚴重的胃潰瘍。醫(yī)生告訴我，再晚一段時間不治療，胃就會穿孔。我是學(xué)醫(yī)的，知道胃穿孔是什么概念、什么后果。因此，擔(dān)憂他的身體從此伴著我的心念，直到他離我們遠行?；剡^頭來，我告訴父親，您這病只有住院手術(shù)。他問那得多少錢。我說有病莫問錢，先治好病再說。潛意識里我是在說，錢是可以掙的，而生命只有一次，父親是不是太“農(nóng)民”了。住進醫(yī)院，連續(xù)輸了800毫升血后，父親做了胃大部切除術(shù)，出院后在我家住了一天就非要回家。后來聽母親講，父親回去后就找到鄉(xiāng)黨委要求辭去村書記職務(wù)，雖然每頓吃不下多少飯，但依然閑不住，每天都要下地干活，他對母親說，住院花了那么多錢，給娃子們增加了負擔(dān)，我自己種點地、干點活、種點糧食蔬菜，也算給他們減輕點負擔(dān)。從此，我明白了父親的心思。父親不是太“農(nóng)民”了，而是太“父親”了，他是變換著語言方式表達對我們的愛。因此，我為我當時的錯誤想法感到慚愧、感到羞恥。
　　隨后幾年，父親一直生活在病痛的折磨之中。但他見到我們依然是那樣慈祥地永恒的微笑。不僅胃痛吃不下飯，而且前列腺增生更折磨得他死去活來，但卻從不讓我們知道。因為工作繁忙，雖相距不足30公里，我也很少回家，加之結(jié)婚、生子、購房，從未想起過，當然更主要的是沒多余的錢孝敬一下父母，似乎把他們的養(yǎng)育之恩拋之于腦后?，F(xiàn)在想來真正心如刀絞。直到1997年，父親再次眩暈之后，我才從母親口中得知，父親血尿數(shù)年。我當時大驚，又抱怨母親為什么不早說。母親說，你父親這個人你還不知道，他不讓說，怕你們花錢。正好小弟邀父母去他家住幾天，我連忙打方圓，極力促使他們成行，并在電話中要求小弟，一定要動員“頑固”的父親去醫(yī)院檢查一下。誰知一檢查，醫(yī)生說已有尿潴留癥狀了，得住院手術(shù)。小弟來電話問怎么辦，我說安排住院，我馬上請假過來。住院10多天后，父親做了手術(shù)，簽字的當然是我。這不僅因為我曾經(jīng)是醫(yī)生，更重要的是我是長子。在送父親去手術(shù)室前，母親和小妹都哭了，我也有些忍不住心酸，一言不發(fā)，父親卻微笑著說，這有什么，也不是頭一次進手術(shù)室，況且這是大醫(yī)院，你們放心。手術(shù)做得很成功，病理活檢也顯示沒有惡變，我當時很覺放心。但災(zāi)難卻一再降臨到父親的頭上。拆線后的第二天，父親發(fā)生了大出血，原本長好了的傷口只有再次打開進行清理，然而這還不算完事，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