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袁白濤

　　羅維揚

　　1980年，我編《堵河文藝》的時候，從自由來稿中發(fā)現(xiàn)一件寄自得勝小學的稿件，寫的是歌頌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舊體詩詞，作者名叫袁修簡。有如此古典文學修養(yǎng)，又這般感慨時事，該是何方神圣?我有一種發(fā)現(xiàn)人才的沖動，便去得勝，找到了得勝小學的袁修簡，原來是位一派斯文、比我年長的民辦教師。攀談中得知他的父親袁白濤是位畫家，1964年從西安遣返原藉。我提出見見他的父親，袁修簡不禁唏噓，說已于1975年過世了。我問留下了什么東西沒有，袁修簡說先父詩畫文革中已散佚殆盡，只留下一些用南瓜蒂把刻成的印章，印文全是毛主席詩詞中的句子。從前只曉得金石鐫刻，沒想到南瓜蒂把也能治印，這真是一種發(fā)明，悲愴的發(fā)明。聽到我的稱贊，袁修簡又拿出像鋪層卷子一樣的一疊文稿，說是他父親寫的一些題畫詩。我翻閱了一下，覺得寫的很好，花卉、瓜果、蔬菜一樣樣寫來，頗有情趣，隱約有所寄托，便將一些南瓜蒂把印章和一卷詩稿帶回了文化館，請文化局長徐純孝觀賞鑒別。徐局長是內(nèi)行，一看就拍手叫絕。我趁勢向徐局長進言，能否出一本《袁白濤詩稿》。徐局長啃著指頭，啃了半天，只說一個字“好”。
　　下了一番功夫，將袁白濤先生遺詩，梳理抄正，編成“梅蘭竹菊”、“春季花卉”、“夏季花卉”、“秋季花卉”、“冬季花卉”、“蔬菜水果”、“禽魚蜂蝶”和“謄黑齋詩稿”八輯。再呈徐局長過目，徐局長翻閱一遍，還是一個字“好”，于是我說，“徐局長，現(xiàn)在只差一篇序了。這篇序，要么你寫，要么就找陜西省美協(xié)的人來寫，一是他們了解袁白濤的情況，二是他們能對袁白濤的繪畫成就和題畫詩水平給予中肯評價。有了這篇序，出這本書的效果好一些，影響也大些。”徐局長不做聲，我說：“讓我到西安出趟差，保證把這篇序弄回來，讓你滿意。”
　　1981年冬天，我爭取到了一次到外省出差的機會，找文化局會計吳善友預支了路費，就從十堰搭汽車到了安康，到安康地區(qū)群藝館一敘，又搭火車繞道甘肅一角來到西安。在西安，走訪了陜西省美協(xié)，見了副主席修軍和李梓盛，登門拜訪了女畫家林金秀，又找到我的同事羅良智的叔叔、房縣藉畫家羅國仕，他請我看了一場甘肅歌舞團來西安演出的舞劇《絲路花雨》，還送給我一幅畫和兩幅字。談起為袁白濤詩稿寫序的事，他介紹我找原省美協(xié)秘書長，國畫家、美術(shù)理論家康師堯，說他了解袁白濤，由他寫序最合適。第一次見康師堯，他說正在為百花文藝出版社趕寫一部美術(shù)教育的書稿，要我過兩天去取序。從康師堯那里知道，袁白濤早年求學于湖北農(nóng)業(yè)高等學校，北伐中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投入革命斗爭，先后在武漢、南京、上海、鄭州、洛陽、西安等地工作，1941年在西安被捕坐過國民黨的班房，后被民主人士營救出獄。解放后，在西安曾擔任西北國畫研究室主任、西北美術(shù)工作者協(xié)會辦公室主任、中國美術(shù)家協(xié)會西安分會辦公室主任，美協(xié)民盟小組組長等職務。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1962年“摘帽”。我問，他為何被劃成右派呢？康師堯說，是他鳴放時畫了一幅畫，畫面上是一棵白菜，用草葽子捆著，一把刀砍向草葽子，題為“解放”；反右時，批判他這幅畫是攻擊人民民主專政，攻擊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那把刀，是反革命武裝的象征，所謂“解放”，就是要解救被共產(chǎn)黨鎮(zhèn)壓的反革命！聯(lián)系袁白濤的“歷史問題”，這樣一解讀，袁白濤就罪大惡極了。此時，中央關(guān)于平反冤假錯案的文件業(yè)已下達，康師堯告訴我，陜西美協(xié)落實政策，已為袁白濤同志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等待康師堯?qū)懶虻膬商炖?，我去西安市文?lián)拜訪了正在《長安》雜志做編輯的賈平凹，他的短篇小說《滿月》得了1979年全國短篇小說獎，我向他取經(jīng)去了；又到陜西省作協(xié)，想見我心儀的老作家王汶石，誰知他病倒在床，不能接見，作協(xié)秘書長給我寫了個便條，得以參加西安市文聯(lián)在春光劇場舉行的文學報告會，聽李天芳講《我與散文》?；氐街裆胶?，我寫了一篇賈平凹、李天芳訪問記《他們找到了自己》，發(fā)表在十堰市的《東風》雜志上，后來《長江文藝》的編輯、作家田野看見了，責備我為什么不給《長江文藝》，我說怕你們不登這樣的稿子，他說咋不登呢？
　　再到康師堯家里取序時，他正在畫畫，說序已寫好了，取出來交給我。我看著他作畫，實在眼饞，厚著臉皮說，康老，能否賜給我一紙墨寶?康師堯說，這一幅不能給你，便從畫案底拿出一幅墨梅，問我喜不喜歡，我喜出望外，忙說喜歡，喜歡，太喜歡了。他便在畫上題款簽章，我如獲至寶，囊括篋中。
　　回竹山，我不走老路了，先到華縣，上了華山，回來后寫了《我是后來登攀者》一詩；后到洛陽，參觀了龍門石窟。
　　回到竹山，我將康師堯的序，和送給我的畫，給徐局長看，他滿意地笑了，仍然一個字“好”。于是我請熊昆設計封面、題寫書名，又到印刷廠，請師傅撿字排版，從他們庫藏里翻檢出從前到外地制的鉛鋅版和自己的木雕板中，淘出各輯的題花，套色印刷，這本書在當時的縣印刷廠的出品中，算是頂尖的了。
　　《袁白濤書稿》印了三千冊，每冊定價（工本費）三角，向本省和鄰近省美協(xié)、群藝館寄了征訂單，得到反饋，陜西省美協(xié)郵購了九百本，湖北美協(xié)郵購三百冊，河南省美協(xié)郵購若干，鄖縣文化館郵購三十冊，還在竹山賣出一些，所剩無幾。出這本書不說賺錢，大概沒有賠本吧。調(diào)到省文聯(lián)后，有人認為我是書呆子，缺乏經(jīng)濟頭腦，不說是誣蔑不實之詞，起碼對我不夠了解吧。不是吹，在你們大搞只圖賺錢的文化生意時，我早在竹山就嘗試著出版物走市場了。我唯一比你們差的是，不招搖撞騙、不忽悠別人罷了。非不能也，是不為也，不屑這樣做。
　　聽說，袁修簡后來到縣志辦參與修志了。他給我寄來一幅袁白濤的畫，以志紀念。再后來，聽說袁修簡也去世了。袁氏父子，讓人懷念。
　　袁白濤從西安遣返得勝后，四清連著文革，階級斗爭天天講，不僅干部群眾把他當反革命分子管制批斗，連家人也“被自愿”與他劃清界限，不讓他住在家里，袁老先生只得在對面陰坡上搭了一個茅棚，蝸居其中，一簞食一瓢飲地茍延殘喘，用南瓜蒂把刻毛主席詩詞，還寫下“家住陰灣仍向陽”的詩句。他一首自嘲的《談詩》：“我詩好似泡淡茶，頭道稍濃二道差，三遍讀來白如水，淡而無味只空嗟?！绷钗覄尤?。它讓我明白，什么叫打油，什么叫淡泊；讓我明白，事業(yè)有成者才有謙虛的資本。
　　文化大革命初，搞“紅海洋”，區(qū)里“廢物利用”，要他沿街畫毛主席像，老百姓都說畫得好，造反派卻說，不能讓反革命分子糟踏偉大領(lǐng)袖形象，將他打傷致殘，勒令回生產(chǎn)隊勞動改造。他一芥書生，未事農(nóng)桑，如今年邁體殘，只能跟婦女們一起干輕活。趁生產(chǎn)隊長、民兵排長不在時，婦女們就讓他在地邊上畫做鞋做枕頭的花樣子，替他完成勞動任務。不知袁白濤當年畫的花樣子，有人保存下來否，那可是特殊年代里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的文藝作品呀！
直到前幾年，《湖北日報》退休的文藝編輯李光洋還問，那一年你寄給我的題畫詩集，還有沒有，我的那一本被別人拐走了，你再給我一本。我一聽便說，你是說的《袁白濤詩稿》嗎，我還有一本，但碩果僅存，不忍割愛呀！
　　袁白濤是西安畫派后起者。解放初的陜西省文史館館長張寒杉先生，早年留學日本，后在上海大學任教，再到西安創(chuàng)辦西安金石書畫會，是西安畫派的始作俑者，繼之由石魯、趙望云、何海霞、方濟眾、李梓盛、康師堯六位成為創(chuàng)派人，他們稱袁白濤為“花卉高手”，贊其“筆墨靈秀，設色淡雅，以小寫意功夫論，與王雪濤不相上下”。從袁白濤《謄墨齋詩稿》可見其生平交游之痕跡及其藝術(shù)主張。
2009年12月5日寫于武昌東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