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裕從：我的竹山春秋（下）

八
1961 年，據(jù)說我“改造好了”，摘掉了“陽謀”強加給我的罪名。我本來曾三次拒絕在所謂的結(jié)論上簽字，不承認所謂的“罪名”，因而對“摘掉”與否，并不看重。后來的事實也證明，我依然過著二等公民的生活。那幾年“大躍進”所帶來的惡果日益顯現(xiàn)，加上又有所謂的“自然災害”，物質(zhì)生活條件日漸惡劣。雖住在城里，但時有農(nóng)村餓死人的消息傳來，我不了解情況，自然不會傳播這種消息，只是聽聽而已。史書上曾記有災荒之年，“老贏轉(zhuǎn)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無數(shù)”的記載，也許并不是夸大之詞。眼下，1959-1961 年間有非正常死亡之事已被認可，只是死亡人數(shù)之多寡，卻有爭論。
我每月糧食定量只有23 斤，每日都在饑腸轆轆中生活。廚房的唐師傅想盡辦法讓我們吃得飽一點，但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只有那么一點糧食，他有什么辦法呢？他做過“雙蒸飯”，把不多的米蒸熟了，再兌上水，又蒸一遍，飯的體積膨脹了，但本質(zhì)未增加，吃了不能管飽。他做過“菜蟒”，本是一個菜包，把皮子搟得薄之又薄，然后盡可能向其中填進蔬菜，成為一個長約七寸，寬近二寸的大菜包，取名為菜蟒，倒是十分形象，但不能填飽肚子。商店里架空缺，沒有吃的東西可買，小攤子有一種野果子叫“救命糧”（另有“救兵糧”之說）賣。這種紅紅的豌豆大小的野果，我吃過一次，索然無味且微澀，聊勝于吃草根樹皮。后來副食品店賣一種過期的奶粉，微微泛黃，據(jù)說已生蟲，賣前將蟲子篩掉，然后出售。連這樣的東西也不好買，還得托人找關(guān)系。至今回憶起那一兩年的生活，仍有不寒而栗之感。
    1965 年1 月，我經(jīng)閔炎鳳、徐忠炎介紹與彭玉芳結(jié)婚。閔、徐夫婦是彭玉芳的老師，為了促成這段姻緣，他們煞費苦心。那一年徐老師在武漢學習，每到周末，小閔就到西關(guān)去接彭玉芳，邀她到一中來玩。晚上，同榻而眠，為了說服彭玉芳，她大概為我說了不少過譽之詞。如果說這只表明她對我的同情和關(guān)心似嫌不夠，從本質(zhì)上說，這是良知的展示?；槎Y在一間教室舉行，把課桌圍成長方形，大家圍桌而坐，主持人講了幾句，我也說了幾句，大家聊了一聊，婚禮就結(jié)束了。十分簡單隨意，也沒有什么花費。這個婚是結(jié)對了，不對！不是婚結(jié)對了，而是妻子找對了。我們相濡以沫，已經(jīng)足足走過了50 年，當初她是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與我結(jié)婚，多少人對她說，你條件這么好，為什么找他哩！她力排眾議，堅持與我結(jié)婚，這是需要有膽識和勇氣的，無怪乎也有人說她慧眼識人。只有我知道，這“慧眼”之后，是多少的白眼。在那樣的政治環(huán)境里，不站穩(wěn)立場，劃清界限，反而與之結(jié)合，怎能不受到不三不四的白眼？這就是可怕的政治壓力，但她頂住了。她為人坦率，不愛歪歪拐拐，有什么就是什么，真誠待人，她一句口頭禪：人家敬我一尺，我要敬人一丈。另外一點是能干，想當初一家5 口，兩人工資不足百元，她把家料理得井然有序，把3 個孩子收拾得人模人樣，真不容易。還有我不太會做家務，她從不勉強我做，讓我有更多的時間學習或工作，如果說我能有些許成績的話，她的貢獻至少是一半。再者，年輕時我身體不好，記得一次低燒大半年，既查不出原因，也就沒法治。她土方洋方，中藥西藥，想著辦法治。不知聽誰說，胎盤可以治，她知道我不會吃那玩意，就瞞著找，制成粉末摻入菜中，不知不覺吃下去，病自然好了。這是多么難得呀！她也是有缺點的，潔癖就是其中之一，本來講清潔是好習慣，但是不能過分，真理向前多走半步就成謬誤。本來干干凈凈的房子，不是掃就是拖，讓你不能安神，我們常為此爭吵，也沒有效果，使人無可奈何。
九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像我這樣被" 陽謀" 擊中過的人，自然是小心謹慎，不會越雷池半步。既不參加辯論，也不拉幫結(jié)派，更不會參加武斗。只是文革剛開始的時候，與幾個教師一起到武漢去串連，東走走，西看看，全城亂哄哄的，也就不想到其他城市去了，而是返回了竹山。
客觀地說，文革期間竹山整個局面是平靜的可控的，我看全縣造反的核心在一中，那幾個造反派頭頭，還是比較理智的。一天，組織“牛鬼蛇神”游街，頭一天晚上，造反派頭頭的一個學生到我房間里來說，明天游街沒有你，你不要怕。果然第二天在石頭場子集中出發(fā)時，張勝根頭頭，卻要我到后面教室去，就這樣免去了掛牌游街。第一次發(fā)毛主席像章，并不是人人都有，而且是舉行隆重儀式頒發(fā)。頭一天造反派頭頭蔡如松對我說，我們經(jīng)過研究第一批發(fā)像章有你，你得參加領取。蔡如松竹山官渡人，后來華師畢業(yè)以后分到上海工作，我們卻失去聯(lián)系。在這里我來做一個廣告，有誰知道他準確工作單位的，請告訴我，使我們能重新聯(lián)系上。
那時是停課鬧革命，像我這樣的人，一天到晚都是躲在宿舍里，偷偷看書，充實自己。造反派理解我的處境，并不安排我什么事，甚至連寫一個通知也不讓我干。更不用說寫什么派性文章了。為了整頓學校秩序，1969 年解放軍、工人、貧下中農(nóng)宣傳隊（簡稱工宣隊）進駐學校，浩浩蕩蕩一下子來了100 多人，其中解放軍有兩人，是竹山人武部的指戰(zhàn)員，工人有10 來人，是電廠和煤礦的工人，大多數(shù)是以貧下中農(nóng)的名義而來的大隊、生產(chǎn)隊的干部。開始進駐時，又是開會，又是個別談話，似乎很有那么一回事，兩三個月之后，發(fā)現(xiàn)這個所謂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并不像他們預期的那樣糟，與老師的關(guān)系也就逐步緩和下來。當然管理學校、改造學校是始終沒有放下的口號，但彼此心照不宣，知道是怎樣一回事！上級大約也明白了真相，一下子就撤走了80%的工宣隊成員。此時山東省吉祥縣馬集公社兩位小學老師，一姓王，一姓侯，向中央文革小組寫了一封信，發(fā)表在《人民日報》上，大意是為了管理改造好縣以下的中小學教師應全部由本地教師擔任，稱之為" 教師回原籍"。工宣隊就雷厲風行地行動起來，又是開會，又是談話，要教師表態(tài)愿意回原籍。殊不知像一中這樣的學校里，教師本地人并不多，大多是外地人，迫于形勢，只好人人表態(tài)，愿意回原籍。
  為了慎重起見，恐口說無憑，要每個人填一張制作精良的表，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是否贊成侯、王的建議回原籍，并揚言此表要進入每個人檔案，永遠保存。我拿到這一張表真是啼笑皆非，能回武漢，固然是夢寐以求的天大好事，但能夠嗎？不是違背了國家人口流動政策嗎？思之再三覺得填回原籍武漢不妥，于是我在該欄目內(nèi)寫了：" 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就這樣交了上去。誰知道第二天工宣隊一位李排長（復員軍人，秦古某大隊書記）找我談話，還未坐下，劈頭蓋腦地就說我對黨的政策有抵觸，不愿回原籍。我也毫不含糊地說，不是你說的那樣對黨抵觸，而是我回原籍根本就不可能。他又聲嚴厲色地說，怎么不可能，你只要填了就可能。正爭得不可開交時，工宣隊連長蒲善貴進來了，問了兩人爭吵的原因，馬上說，匡老師你先回去吧，我們研究研究再說。不久就宣布侯、王回原籍的建議不執(zhí)行了。文革中的一幕小鬧劇就這樣收場了。
十
縣革委會1969 年決定撤銷竹山縣第一中學，在原地成立城關(guān)中學。一中大部分教師被分到各區(qū)、公社任教，少數(shù)政治條件好的留到城關(guān)中學教書。我愛人那時在城郊區(qū)霍山學校教書，于是照顧我，把我分到城郊區(qū)田灣公社學校教書。
田灣公社學校有三間房，大的一間是小學班，復式，有40 多個學生，兩間小房，一間是中學班，初二有21 人，另一間是教師寢室，剛好擠擠地放兩張床和辦公桌。我去了教初二的全部課程（只有珠算由小學殷老師教），那當然是談不上正規(guī)的，我仍本著負責的精神，上好每一門課的每一節(jié)課，直到他們初中畢業(yè)。這時，我也接到了調(diào)到新成立的城郊高中的調(diào)令。
城郊高中是一所新辦的學校，全區(qū)唯一的一所高中，舉全區(qū)之力，辦一所學校，自然校舍等方面還算可以湊合。學生則是各公社初中挑選而來，也算得上有一定的基礎。教師則全是原竹山一中的老同事，他們跟我一樣從各公社中學，又被調(diào)到高中。這是一所袖珍高中，只有一個班，50 名學生，6 位老師。惟其小，在管理上自然易于進行，且有成效。教師只教一個班的學生，教學質(zhì)量能得到充分的保證。由于沒有操場，也就沒有開體育課，這不能不是一個遺憾。師生之間接觸較多，感情也很融洽，很多學生至今我還能叫出他們的姓名，與孫坤明、李來生、溫建中、嚴培斌等到現(xiàn)在都還有緊密聯(lián)系，常得到他們的照顧和關(guān)心。可惜，我沒有把他們送畢業(yè)，當時高中是二年制，我只教了一年，又被調(diào)回縣城了。
  回城之后知道，城關(guān)中學改名竹山縣中，仍在竹山一中原地，我也就這樣故地重" 教" 了。當時縣中學生不多，教師不少，并不缺人，不知為什么要調(diào)我回去？除了在學校上課之外，經(jīng)常有下鄉(xiāng)調(diào)查寫材料的任務，一次與軍分區(qū)王政委及武裝部的一個干事，去九華山林場，然后轉(zhuǎn)峪口到官渡，住在官渡區(qū)，寫出了《官渡河上紅旗飄》，介紹了民兵訓練成績。另一次是陪省公路局的領導到溢水，在那里寫一個道班的先進事跡。還到柳林，沿堵河而上，在龍?zhí)丁⒐妗?/span>柳林店、墨池等地，調(diào)查朱家奇、熊光文的事情，似乎是要寫上世紀四十年代農(nóng)民反抗斗爭，終因涉及面大，事情又復雜，我們的時間又有限，沒有寫。只記得我等一行，借此還到竹溪的向壩去游玩了一趟。類似的事還有幾次，都是為應付差事，印象不深，也就淡忘了。
十一
我是在竹山縣中得知" 四人幫" 覆亡的消息，心里異常高興。那種隨心所欲，胡亂瞎搞，工廠不是工廠，學校不像學校，一切與常規(guī)相悖，鬧得經(jīng)濟不振，民不聊生，怨聲載道的情況，這樣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所謂在無產(chǎn)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xù)革命，是再也不能搞下去了。應該說當時對粉碎" 四人幫"，在我國歷史上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的認識，是非常膚淺的，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的演進，才慢慢地加深了認識。
根據(jù)中央1978 年4 月的決定，東北師大黨委宣布改正對我錯劃的決定，并給了我一封信，要我回師大工作，考慮到多種原因，我沒有同意。隨后他們又給省革委會政工組一封正式函件，要他們將我安排到高等學校工作。后來省里有5 所高校及一個研究所要調(diào)我去，但縣里及地區(qū)均不同意，所以沒有走成。學校為給" 右派" 平反召開了全校教師大會，縣里也派領導來參加，要我講話（大約是要我歌功頌德吧），我的青春被白白的浪費了，耽誤了，我還有什么好講的哩，我只簡單地說了一句：" 我慶幸黨的實事求是傳統(tǒng)得到恢復。"其實我等于什么都沒有講，事后有兩位老師親口對我說，你講得好。大約是因為我沒有阿諛奉承做" 歌德派"吧。
不久，我被縣委任命為一中校長（此前被選為縣人大代表并擔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那時撥亂反正，百廢待舉，事多而雜，矛盾重重。我首先想到的是，我是一個教師，不能像過去校長那樣脫離教學不上課，我仍然在高中畢業(yè)班充當把關(guān)教師。此舉表面上增加了我的工作量，其實恰恰相反，教師因此更相信我，更容易開展工作。舉一個小例子，調(diào)整工資，是任何領導都感到頭疼的事，那次調(diào)資平靜而順利完成，不能說百分百的令教師滿意，至少是絕大多數(shù)是認同而高興的。當校長的重要職責是提高教學質(zhì)量，其他幾位領導也很明確，大家齊心協(xié)力這樣努力。那時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片面追求升學率的態(tài)勢，地區(qū)管教育的崔明全專員到校檢查工作，甚至要求當年擬考入高校的人數(shù)、名單都要匯報。他工作細致的作風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給追求升學率，加了一把勁。直到現(xiàn)在，我對如此瘋狂地片面追求升學率，都抱著懷疑的態(tài)度，這樣會不會把我國的教育引進死胡同？在這種情況下，學生得不到全面發(fā)展和個性的發(fā)展，只重視智育，德育、體育，美育等不重視，致使學生素質(zhì)低下。同時，在這種情形下，學生課業(yè)負擔重，休息和鍛煉時間得不到保證，有損學生的身心健康，一句話不利于培養(yǎng)人才。
十二
  1981 年我寫的《試論元代的紙鈔》一文，在權(quán)威刊物《文史哲》上發(fā)表，這份刊物在中國社會科學界的影響力是毋庸置疑的。當時元史研究的中心在南京大學，以韓儒林大師（他是國際上著名學者，兼任該校副校長）為首，在南大聚集了一批元史研究的中堅力量，他問手下匡裕從何許人也？人家經(jīng)詢問刊物編輯部得知，是鄂西北偏僻小縣的一名中學老師。韓老得知這一情況后，對他的研究生們說，人家是一名普通的中學教師，研究條件不知比你們差多少，卻寫出了這樣有開創(chuàng)性的論文，值得你們深思哦。類似的話，他對研究生們講過多次（這是他的一個姓吳的研究生，畢業(yè)后分到湖北工作，后來親自對我講的），他并對正在籌建中國元史研究會的負責人說吸收我參加籌備組。果然不久我就接到籌備組的邀請函。
年末，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邱樹森教授在評述一年來歷史研究成果時，對我寫的《紙鈔》一文作了全面評價，認為對元代紙鈔的淵源、發(fā)展、形制、面額及在元代社會中所起的作用，都作了詳細論述，是建國以來第一次所涉及的領域，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價值。這一年湖北省開始在中小學教師中評選特級教師，不分指標，不限名額，完全以業(yè)績?yōu)闃藴省W校推薦我申報，評選結(jié)果以省政府名義向社會公布，由于是開始評選，嚴格按條件參評，結(jié)果鄖陽地區(qū)和十堰市只有3 人評上，中學教師只我一人，小學教師有鄖縣張老師和丹江口市的徐老師。據(jù)參加評審的人后來介紹，評審會爭論熱烈，每一個參評者的材料、條件、業(yè)績都需詳細介紹，反復比較篩選，最后由教育廳領導提出初步意見，報省領導審查批準。
全省中學歷史特級教師只有兩人，另一個是鄂州的夏被民老師，他書法絕妙，曾謙虛寫了"裕才恨識晚，從此緊相隨"的一幅楹聯(lián)給我，至今被我珍藏。當年暑假，省教育廳組織全省特級教師到桂林旅游休養(yǎng)，由省師訓處張耀倫帶隊。張?zhí)庨L正是我在實驗中學讀書時的班主任，師生一同出游，更增添了樂趣。那時，全國的特級教師不多，桂林教育部門對我們真是高規(guī)格的接待。住最好的賓館，安排最佳的景點游覽，派設備最齊全的車接送，使人有如沐春風之感。1982 年湖北省教育學會歷史專業(yè)委員會成立，我被選為理事長，干了足足二十年，直到我退休才換了他人。
1986 年秋，教研會在恩施舉行，省里給我與夏被民老師買好了去恩施的機票。到武漢后夏老師說，他沒有去看過三峽，要我陪他去看看，并說飛機票由他去退，我同意了。于是乘車到宜昌，再乘船到巴東，然后乘車去恩施。到了之后才知道，我們原擬乘的飛機出事。我們逃過了一劫，夏老師算救了我一命。
這一年還有一件事值得一記。10月我在學校接待了一位特殊的老校友。此人姓羅名松，竹山溢水人氏，黃埔軍校七期畢業(yè)，離開大陸時任重慶水隆稽查處處長，在臺灣任國民黨海陸稽查總司令部少將高參。自稱回竹山探親有兩件事，一是回溢水老家，看望原來妻子和子女；二是回母校看看。地、縣兩級統(tǒng)戰(zhàn)部作了周密安排，因此人身份特殊，并通知了注意事項。作為校長我責無旁貸，接受任務并保證圓滿完成。我內(nèi)心的想法是我要以母校變化來說明國家的展和變化，我知道他們對新中國、共產(chǎn)黨抱有很深成見，并有不少不好的看法。本是同根的同胞，人為地被隔離了許多年，彼此對對方都有誤解，因而導致不必要的疑慮，應該相互溝通了解，以促進民族的和解及統(tǒng)一。
原定在校看一小時，結(jié)果九點未到他提前來了。他穿著樸素，與他同行的女兒（臺灣妻子生）則穿著時髦，背著一個精致的相機。進入接待室，我代表母校全體師生，對老校友表示歡迎，他站起來說了一聲：謝謝校長先生！在整個參觀過程中他一直這樣稱呼我，我對他則以羅先生相稱。他回憶了當時的情景，只有幾十個學生，四五個老師，住在前面小院子里，現(xiàn)在學校不知大了多少倍。又說只是狀元橋拆了，所幸文廟還在。我當即說為了發(fā)展和建設的需要，我們還會拆除一些舊房子，好蓋新樓房，至于文廟已被確定為文物保護建筑，不僅不會拆，馬上還要進行修繕，他立即說：太好了！下課鈴響之后，學生列隊在操場做課間操，我邀請他一起去看看。學生整齊劃一的動作，使這位軍旅出身的老人感嘆不已，他的女兒拿著相機不時拍照，說了一句：動作整齊，衣服不整齊。我說我們即將制定統(tǒng)一的校服，那時這個問題就解決了。此時得到通知要我無論如何要多留他一小時，讓政府大院好收拾一下。我只好領他先看理化實驗室，里面有各種儀器、教具、藥品，他說我們那時哪有這些東西，全憑老師一張嘴。他在一塊電話機展版面前，駐足良久，打電話，接電話的過程都清晰展示明白。
在去圖書館的路上，我告訴他全縣中學已經(jīng)有20 多所，高中也有3所。他連說不容易，不容易！一陣微風吹來，他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哼了一句："蕭瑟秋風今又是"，我馬上接了下一句：" 換了人間"，他立馬瞪我一眼。在圖書室隨意就抽出的書進行交談，當抽出王云伍先生編的四角號碼辭典時，他驚異地說：你們也用他的書？我知道他的意思，王做過國民黨行政院長，他的書在大陸一定遭禁。我說：王云伍先生由一個學徒，做到商務印書館負責人，對文化發(fā)展貢獻很大，特別是他發(fā)明的四角號碼查字法，對文化普及起了重大作用。他又狠狠瞪了我一眼，這一下我明白了，在他的心目中共產(chǎn)黨的干部都是工農(nóng)大老粗，哪會知道這些。時間到了11 點，我高高興興地在母校門口與他握手話別。
十三
  這一年我又接到兩所武漢高校的商調(diào)函，同時鄖陽師專也派了一位領導到竹山，動員我去師專工作，并說操場邊蓋的四幢小樓，其中就有我的一幢；武漢一個研究所也來函相邀，并稱研究課題已確定好了，為以肖耀南為代表的湖北軍閥研究。此時，縣里又有我的工作將要變動的消息流傳。面對這些情況，我知道要盡快離開竹山，于是向縣委提出了調(diào)離竹山的要求。領導出于善意加以挽留，我卻堅持要走．最后地委李書記出面，縣委饒禎明書記終于同意了我調(diào)離竹山的要求。
  在竹山的這些年，由于得到學生和竹山人民的關(guān)愛和照顧，在精神和工作上是比較充實的。由于經(jīng)濟條件的限制，生活過得確實清貧。我住在學校最北邊，靠近人民路，原是一排4 間舊教室，每間教室中間，用土坯隔斷，一分為二，供兩家居住，共住了8 家，大家戲稱這一排教師宿舍為" 八大家"。我住在最西頭，雖身為一校之長，大約也只有35 平米左右。房門對面是一個高大的土堆，亦即舊土城墻的一部分，進出都不能從土堆上走，必向左拐，往東，才能走出，出進頗為不便。我家門前長年堆著石煤，是做飯燒爐子用的燃料，堅硬無比，卻能量很低。廚房在走廊里，極為簡陋，所謂案板，也就是一塊普通木板。炊事用具、瓶瓶罐罐都放在那上面。至于室內(nèi)，除兩張木板床外，沒有什么家具。一張吃飯用的小圓桌，是買來一個大鍋蓋，下面做了四條桌腿而成的，有幾把木質(zhì)小椅子，放在四周。因為是讀書人，少不了書架，就從學校借來學生放碗用的碗架，聊充書架之用。家里全部電器只有兩件：手電筒和一臺半導體收音機。1981 年前后，上級給學校發(fā)了一臺笨重的匈牙利制造的電視機，放在實驗室里，收視效果極差，小孩們評論它說："有娃娃（圖像）沒有聲音，有聲音沒有娃娃。"那時，自來水還沒有安裝到戶，8家共用一個水龍頭。老大匡俊就承擔挑水、砸石煤的重活，大女兒匡黎負責洗碗和其它瑣事。日常生活過得很一般，難得吃上葷菜。記得一位姓陳的同學，受他父母的指派，給我送來了一塊臘肉，我堅決不要，他硬要將肉留下，說是爸爸媽媽的意思，我說那只好給食堂送去讓大家吃，這樣他才拎著肉悻悻而去。
一次彭玉芳到地區(qū)開會，臨行做了一頓羊肉火燒吃，至今孩子們還念念不忘。在竹山工作了二十多年，離開時將全部儲蓄取出，剛好買了一部“永久”牌的自行車。盡管如此，我對竹山仍心懷感激之情，無怨無悔。

附錄：匡裕從著作存目
1．《巴黎公社政權(quán)形式》1956 年5 月發(fā)表在《東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五四時期的李大釗思想》1959 年8 月《史學月刊》
3．《試論元代的紙鈔》1981 年4 月《文史哲》
4．《加強經(jīng)濟史教學芻議》1983 年6 月《教材·教學·教法》
5．《耕耘攬勝》教學經(jīng)驗論文集，工人出版社，1984 年12 月
6．《史海導航》1984-1985 年，兩主編之一，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7．《論歷史教學的社會功能》湖北省歷史專業(yè)委員會，一等獎，1985 年12 月
8．《愛國必先知史》1985 年3 月，兩主編之一，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9．《中學歷史教材中的元史》1985 年7 月，鄖陽師專學報社科版
10．《元代漕運研究》1987 年9 月，鄖陽師范專科學校學報社科版
11．《中外興利除弊百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 年12 月
12．《劉秉忠》1989 年3 月，鄖陽師范?？茖W校學報社科版
13．《民族關(guān)系史教學中的幾個問題》湖北省歷史專業(yè)委員會，一等獎，1989 年10 月
14．《陳友諒大漢政權(quán)研究》1990 年11 月，十堰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15．《鄖陽史話》主編，1990 年6 月，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16．《中外歷史新編》高校通用教材（四卷本），編委成員，撰寫五代十國遼宋夏金諸代，1991 年1 月，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17．《略論"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在民族精神中的位置》1993 年10 月，鄖陽師專學報第四期
18．《中國北方各族人物傳》（七卷本）元代卷副主編，1993 年7 月，遼海出版社出版
19．《鄖陽設府建制原委考》1994 年10 月，《荊楚文史》第2 期20．《中華文明史講授綱要> 1996 年8 月，湖北汽車工業(yè)學院內(nèi)部出版
21.《十堰歷史與地理》鄉(xiāng)土教材，1997 年10月，內(nèi)部發(fā)行
22．《十堰地方史》（初稿） 1998 年10 月，十堰市繼續(xù)教育中心內(nèi)部出版發(fā)行
23．《15-19 世紀鄂西北的開發(fā)》1998 年12月，《理論月刊》第10 期
24．《中國民族史專題講座> 1999 年9 月，十堰市繼續(xù)教育中心內(nèi)部出版發(fā)行
25．《繼承·發(fā)展·教育》2001 年3 月10 日《十堰日報》，后被全文收入《全國人文科學優(yōu)秀成果》一書
26．《與時俱進理論品質(zhì)的生動體現(xiàn)》2001 年7 月9 日《十堰日報》
27．《十堰通史》（三卷本）2002 年9 月，主編，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
28．《認真學習<綱要>大力發(fā)展社會主義文化》2003 年6 月24 日《十堰日報》
29．《滄桑與瑰麗-鄂西北歷史文化論綱》主編，2004 年10 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30．《鄖臺志》校注本編委會副主編，2006 年10 月，長江出版社出版
31．《重陽塔記》2007 年吉月，石刻碑立于塔前
32．《鄖陽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國·鄖陽文化高峰論壇上的交流論文，2009 年11 月23 日《十堰晚報》
33．《女媧及其文化研究三則》
34．《女媧--中華民族的母親神兼愛神》
35．《再探女媧生活的時代》
36．《女媧文化的輻射及其影響》以上為女媧文化研究系列論文，已收入《女媧文化研究》一書，2007 年10 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37．《十堰移民史》2010 年9 月，長江出版社出版
38．《鄖陽文庫》包括《鄖陽文化論綱》《鄖陽文化研究文集》《鄖陽考古發(fā)現(xiàn)》《鄖縣八百年》《鄖陽民歌》《漢江奇石圖冊》共6 本執(zhí)行副總編，2013 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39．《盛世修志千秋永存》2015 年4 月14 日《十堰日報》
40．《雪泥鴻爪》回憶錄，2015 年10 月